王庆璋在伪满邮政局长任上，正值大东亚战争开始之时配资平台配资，他驾轻就熟操起搞情报工作的老本行，加紧了对进出口邮件的检查，以他的总局长名义颁布了《临时邮件管理法》，凡发现对日伪当局不利的邮件一律扣留，如英国驻奉天总领事馆秘书罗巴邮往上海的邮件就被截留。
为掩人耳目，邮政局所属电信电话会社竟公然没收民间所有的短波收音机，全伪满缴收有2600多台。至于窃听电话，从中发现线索，进而攫取情报，更是王庆璋他们的拿手好戏。
特别凑巧的是，王庆璋在上海的老搭档三浦三郎也于1943年调回伪满洲国，转任新京宪兵司令官，两位老相知在特务情报工作中继续携手合作。
王庆璋仍受三浦之托，不断向他推荐特务，先后介绍四个人做日本宪兵队的嘱托，当然都是三浦手下的情报特工人员。
王庆璋不仅自己甘心当日本特务，还不忘将自己熟悉的合适的人向日本宪兵队输送。看来，他真是迷恋于与三浦三郎合作的这个肮脏的事业了。
展开剩余72%王庆璋在上海混了4年，干的是见不得人的特务罪恶勾当，又聚敛了一笔不义家财，回到伪满政治舞台上，自感基础不厚、人望也不足，总想找机会表现显露自己，讨取日伪当局有关人士特别是伪国务院系统官员的欢心，引起他们的重视，再给自己放个外缺出去，既自由又实惠，快快活活过日子，该有多好。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想献媚，却干了一件蠢事。那是1943年春天，王庆璋听说在沈阳郊区牛心台煤矿一位姓孙的矿主创立白万字会，经他手下的特务周文英渲染，把白万字会的扶乩吹得神乎其神。
王庆璋动了心，叫周文英把这些人请到长春他家来，进行扶乩实验，“乩语”说:“白万字会联系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参加，尤其对于做苦力的，更要吸收他们参加，承认他们是神圣的，要设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自然这些苦力就会好好劳动，生产成果就会多了，劳动生产率也就提高了”。
王庆璋看了后，感到这番乩语说得挺有道理。当时日伪当局因工人磨洋工，不出活，正在大抓劳工，以补劳力不足。“勤劳奉仕”队刚建立，自己给他们提供一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法子，岂不是一个显露自己的机会？
于是，他请了伪勤劳部次长关屋悌藏来家里看“乩语”，关屋叩首请训之后，看了上述的“乩语”，也认为有一定道理。关屋马上又请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看“坛训”，武部还是有一些政治斗争经验，比较狡猾，他看完“乩语”后说:“这完全是共产党所讲的'劳工神圣’那一套，根本不适合我满洲国国情。我们不能容忍以迷信乩语形式进行共产党的宣传。”
说到这儿，武部还感到话未说尽，又回过头来专门对王庆璋进行警告，训斥他说:“你不要上当受骗，以后再不能迷信这些邪教，搞这些玩艺儿!”王庆璋吓得连连称是。
人们背地里都笑王庆璋马屁没拍成，拍到马脚背上了。虽然是这样，并没影响王庆璋的前途，因为他毕竟把根子深扎在警宪界，他的坚强靠山在关东军那里。
1944年10月，他又如愿以偿被“满洲国”任命为驻泰国公使。正当他整装待发时，却因太平洋战争局势的发展，日本已面临败北的趋势，交通阻断，未能成行赴任。因此，他想在曼谷这千佛之都，来施展当年自己在上海滩上的种种故伎做个“明石第二”的愿望彻底落了空，成了王庆璋特务生涯中最后的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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