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炒股融资平台全国政协委员张斌谈扩内需：公共投资要起引领作用，债务工具选择很重要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网上炒股融资平台，“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位列今年十个方面工作任务的首位。

“今年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环境，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力度去扩大内需，公共投资是一个重要切入点。”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

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张斌从公共投资角度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他认为，我国服务业投资尤其是公共服务投资还有很大空间和潜力。考虑到私人部门的投资和信贷短期难以自主走出需求不足的负向螺旋循环，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投资和政府信贷增长应该在短期内起到引领作用，这也将为民营企业营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张斌强调，促消费与扩投资是相互促进而非对立关系，但在扩内需效果方面，消费是慢变量、投资是快变量。将公共投资更多聚焦于服务民生，可以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反过来也可以起到促消费的效果。

关于举债扩大公共投资与防范债务风险之间的平衡，张斌认为，债务工具的选择很重要。他建议，公共投资的资金来源应该根据项目特点进行预算分类和融资选择，切实提升投资效益。

走出需求不足需公共投资发挥引领作用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提出要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阳介绍，在扩大内需举措上，报告把消费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同时对投资作出针对性部署。据了解，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等要求，在投资导向上，报告强调要支持加大服务业投资，注重以政府性投资带动民间投资。

“短期内走出需求不足的负向螺旋循环，需要公共部门投资发挥引领作用。”张斌从长期和短期视角提出，中长期看扩大内需仍需支持和扩大家庭消费，但短期私人部门的投资和信贷难以自主走出负向螺旋循环，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投资和政府举债应该在打破负向螺旋循环中发挥引领作用。

他进一步指出，对比国际水平，我国服务业投资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公共服务业投资的占比尤其低，未来还有很大潜力和空间。

“跟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过去我们的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但是对于与服务民生相关的公共投资，我们能做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张斌说，我国在电力和燃气、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方面已有大量投资和长足进步，但在教育、文化、体育、地下网管、城市道路等公共领域的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我们测算，未来5年，中国至少还有约31万亿（元）的增量公共投资空间。”此前张斌在CF40一份报告中提到了我国公共投资的两大发力方向：一是存量改善即城市生活品质升级，对应公共投资需求约23.6万亿元；二是增量需要即帮助流动人口安家，对应城市公共投资需求7.5万亿元。

张斌认为，一方面，我国百万人平均拥有的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地、城市人均道路长度等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加上保障房建设、旧房改造、城市路网提升、地下管网改造等，提高城市常住人口（包括存量流动人口）的人均城市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所需公共投资缺口较大。另一方面，区域流动人口市民化将给70个大中城市带来约3300万的人口增量，也会产生大量城市公共投资需求。

以公共投资作为走出需求不足局面的切入点，也将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更有利的环境。“经济环境变差的时候，民营企业可能是最敏感、最容易受到冲击甚至被淘汰的。反过来，环境转好的时候，民企也会是最先受益改善的群体。”张斌说。

促消费和提升消费率是两回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张斌认为，调整过去公共投资的方向和结构，更多投资资金用于服务民生、改善居民生活品质，也会反过来促进消费。

事实上，去年以来，在出口承压背景下，关于扩内需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在促消费还是促投资的讨论不断。

“促消费和扩投资本身并不矛盾，二者并不是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对立看待。但是也要看到这两个变量的特征，促消费是一个涉及多数人的、被动的‘慢变量’，扩投资则是由相对少数人决策、主动的‘快变量’，短期内寄希望于通过扩大居民消费走出需求不足局面难度比较大。”张斌说。

他在上述CF40报告中提到，以目前国内情况来看，短期内走出需求不足局面，大概需要额外4万亿元~５万亿元的总支出增加。如果这4万亿元~5万亿元主要来自居民消费，意味着居民消费要在目前水平上额外增长10%以上，而这种增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短期内如何实现缺乏经验。相反，公共投资带来的投资增速上升是有历史经验可循的。

回顾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消费弱、投资强”成为我国需求结构的一个长期特点，其间一系列提升GDP中消费占比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而由于投资是“快变量”，对地方政府来说更有抓手，不少市场人士担忧此轮“促消费”是否会再次演变为“扩投资”。

对此，张斌表示，首先要明确“促消费”的目标是促消费还是提升消费率，过去相关政策带来的消费率提升不明显是因为包括投资在内的诸多因素共同带动了GDP回升，并不意味着消费本身没有得到增长。

张斌强调，支持和扩大家庭消费的政策对扩大需求会有帮助，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这应该是扩大内需的支柱。但扩大居民消费在总需求中的占比更适合作为中长期的、结构性的目标。

他进一步表示，持续扩大家庭消费需要两方面支持，一是提高劳动者收入、优化收入分配和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二是提高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可得性和性价比（尤其外出打工群体）。这需要的是中长期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不适合作为周期性政策。

政府举债工具选择很重要

扩大公共投资和政府债务也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担忧，除了投资空间不足，还包括加剧产能过剩、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投资动力不足等。

对于产能过剩担忧，上述CF40报告指出，公共投资主要是公益和准公益类的投资，很少涉及制造业，新增公共投资更多是对其他行业的赋能，并不会直接增加新的产能。

关于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投资动力不足，张斌认为，公共服务投资能够改善民生，受到老百姓欢迎，投资动力不是问题，关键在于项目融资安排和政策支持。要平衡好举债投资与防范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债务工具的选择很重要。

“政府部门有充分的举债空间，只是举债融资工具和投资布局需要做出调整。现在利率很低，借款成本就低，是举债投资的较好时机。”张斌建议，公共投资的资金来源应该根据项目特征做好细分处理，提高投资效益。

比如，对于主要惠及地方、没有现金流回报的投资项目，应严格纳入地方政府预算，未来5年平均每年可额外增加3万亿~4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用于各地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升级；对于主要惠及地方、有一定现金流回报的项目，应由地方政府引入政策性金融资金和市场化资金，地方政府予以补贴；对于惠及全国的投资项目，应由中央政府主导投融资。

此外，张斌表示，过去尤其去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化债政策起到了风险化解的重要作用。对于接下来的隐性债务化解工作，他建议，要基于宏观经济大环境，在防范化解风险的大方向下注意把握好节奏，充分结合区域特点有序推进，一方面更有利于高效化债，另一方面可以尽量减少收缩效应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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